我曾在“纪念利玛窦到中国四百周年(1582-1982)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参阅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vol V/3,198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