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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的致词(《利玛窦》十八)         ★★★
关于利玛窦到北京四百周年的致词(《利玛窦》十八)
作者:若望保禄二世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17 11:52:46    
教宗之演说于2002年10月24日在罗马宗座额我略大学举行的利玛窦国际研讨会中,由大学校长耶稣会士佛兰哥伊莫达(FrancoImoda)发表。 
  
    一、可敬的女士先生们,我十分高兴,在这为纪念伟大的意大利传教士、人文学家、科学家、杰出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到北京四百周年而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上,向你们讲话。我特别向发起并筹备这次会议的宗座额我略大学校长及义中协会负责人致意。我竭诚欢迎出席会议的学者们,尤其是来自利玛窦神父第二祖国、中国的学者们。   

    我知道,这次罗马的会议,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0月14-17日)有若干联系。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相遇和对话”,主要关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也同时注意到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无与伦比的成就。   

    二、今天的会晤,把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带到北京,这个现代中国的伟大首都、利玛窦时代的王朝京师。经过二十一年苦心孤诣钻研中国语言、历史、文化之后,利玛窦神父于1601年1月24日进入这座皇帝所在的京城。他在此备受礼遇,知识分子、达官显要和渴望向他学习他所擅长的科技新知的人都相继拜访他。这样,他在北京度过他的余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享年五十七岁,其间在中国将近有二十八年。记得:当利玛窦神父刚到北京时,曾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说自己是出家修道的人,不求朝廷任何特殊待遇,只希望能以他的才能和在“泰西”故乡所习得的知识为皇帝陛下效劳。皇帝的响应很积极,这对现代中国的天主教具有极大的意义与重要性。   

    四个世纪以来,中国极其尊敬“西泰子”利玛窦先生,时至今日人们仍以此名尊称利玛窦神父。他是历史与文化的先驱者,他把东方和西方、中华文化与文艺复兴的西欧文化、悠久辉煌的中国文明与欧洲世界连接起来。  

    我曾在“纪念利玛窦到中国四百周年(1582-1982)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利玛窦神父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交融”的领域上。他以中文精编了一套天主教神学和礼仪术语,使中国人得以认识耶稣基督,让福音喜讯与教会能在中国文化里降生 (参阅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vol V/3,1982,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由于利玛窦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使他成为大“汉学家”,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义来说的,因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铎与学者,天主教徒与东方学家,意大利人和中国人的身份,令人惊叹地融合在一起。   

    三、利玛窦神父与伟大的中国及天主教结有深厚的感情,也一直受着这两者的爱戴与尊重。在距他到北京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他将给它们一些甚么讯息呢?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的作为至今依然新颖而具有现实意义,其原因之一是他从起初便对中国的全部历史、文明和传统培养出深厚的情感。一五九五年在南昌首次出版后立即博得普遍赞赏的“交友论”,以及在中国二十八年生涯中所缔结的宽广而深厚的友谊,见证了他对那欢迎他的中国人民的忠实、诚恳及友爱。这样崇高的心情和态度来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珍视。致使他去研究、诠释、说明古代的儒家传统思想,对中国经典提供一番新的评估。 
  
    此外,自利玛窦神父初次与中国人接触起,便将其传授科学与传扬福音的方法建立在两根支柱上,虽然后来历经种种内外的阻扰与误解,至死持守不渝。这两根支柱便是:第一,新加入天主教的中国基督徒,绝无必要减轻其对祖国的忠诚;第二,接受天主教有关天主奥迹的启示,非但不排斥中国古代传统中所产生并传授的真、善、美、圣,反而将它们提高到更为丰富和完美的境界。正如同几世纪前教父们在基督福音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所作的,利玛窦神父也以这种洞识为基础,在不断地寻求与这片大地广土上的知识分子彼此了解的共同立埸上,有耐心地、有远见地进行信仰在中国文化融入的工作。   

    四、特别在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民以迈向社会进步作为他们的目标。天主教会关注并尊重这感人的冲劲和极有远见的计画,希望在促进和维护人权、人的价值、精神的及超验的使命上,谨慎地提供贡献。教会最关心的首要价值与目标,为现代中国亦然,那就是:团结互助,和平,社会正义,对全球化现象的明智处理,以及所有民族的文明进步。正如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编写“中国札记”,这部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先锋和基本著作时所写的,今日天主教也不要求中国及其领导者给予她任何特殊的待遇,她的唯一愿望是恢复对话,以建立以互相尊重及彼此深入认识为基础的关系。   

    五、我愿意以这位天主教会卓越的儿子为榜样,重申圣座深深爱护和关怀中国人民。众所周知,过去,天主教曾在社会、经济和教育领域上表现卓越,也仍有不少困难。今天她希望让中国知道,天主教会热切希望再次为中国天主教徒和这个国家所有谦虚无私地服务。关於这一点,我不得不想起几世纪以来许多慷慨的男女传教士在传播福音和社会福利上的伟大工作:他们创立,许多重要的社会福利机构,特别是深受中国人民欢迎的医院和学校。  

    可惜,历史告诉我们,教会成员在中国的行为并非绝无过失。这是人性及其行为的限制的自然苦果,也是与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利益冲突的结果。尚有神学上的纷争激怒人心,也为福传工作带来大的麻烦。在近代历史的某时期曾出现一种依仗欧洲列强势力的“保教权”。往往限制了教会的行动自由,损害了教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这种种因素阻碍了教会在中国的进展,使教会不能为中国人民的好处,一心一意执行其创立者耶稣基督所赋予的使命。  

    我为这些过去的过错和缺陷深感难过。令我遗憾这些缺失竟让很多人以为天主教对中国人民缺乏尊敬和重视,以为教会对中国怀有敌意。我请求那些可能因天主教徒的行为而受伤害的人请求宽恕和谅解。  

    教会不应惧怕历史的真相,虽然怀著、内心的痛苦,也要为它的儿女的过失承担责任。这也包括对中国人民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亦然。追求历史真相必须公正、彻底。这是学者们重要的工作,特别是诸位了解中国情况的学者也应参与贡献。我保证圣座随时愿意在这研究工作上与大家合作。  

    六、利玛窦神父写在他的《交友论》一书开端的那几句话,为今天,有新的适切性与重要性。他将希腊罗马的经典祖产及天主教信仰对友谊的省思移植到第十六世纪末叶的中国文化与文明当中,他把友谊定义为“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此“相须相佑,为结友之由”。  

    怀着对全体中国人民这种新而深刻的友谊,我期待及早建立起圣座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途径。友谊借着接触、在喜乐和痛苦中同甘同苦、团结一致及互相援助而获得滋养。宗座诚愿做所有民族的朋友,与全世界每一位善心人士合作。   

    就历史而言,中国和天主教在某些方面的确不同,但绝非彼此对立。它们是今日世界上存在及运作最悠久的两个“机构”;性质虽有差异——一个是政治的、现实社会的;另一个是宗教的、精神的——两者却都拥有十亿的子女。毋庸讳言,圣座以普世天主教会的名义——我相信——也为了全人类大家庭的好处,祝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当权者有某种形式的对话,一旦克服过去的误解,这样的对话能使我们为中国人民的福祉及世界的和平,携手合作。今日国际团体极其不安的时刻,要求所有的人都共同努力,一起建立并发展民族之间同情、友好及团结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圣座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无疑地会对人类的前途带来积极的影响。   

    七、对这一深具意义的历史事件所举行的恰当其时的庆祝,我再次表达我的喜乐;我期望并祈求天主,愿利玛窦神父在东方与西方、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间所开辟的道路,能引发相互对话的新机,使彼此在人性上、精神上增益。以这些美好愿望,我喜乐地给予你们各位我的宗座祝福:愿天主恩赐你们健康与幸福。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2001年10月24-25日于梵蒂冈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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