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他们合而为一第二章　交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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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他们合而为一第二章　交谈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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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他们合而为一第二章　交谈的成果

作者：若望保禄二世文章来源：转载点击数：更新时间：2005-6-19 2:43:22

    兄弟友爱的重现

    41  上述有关大公主义的交谈，自从大公会议结束时起，就启发我们要感谢主基督许诺给宗徒们和教会的真理之神(参阅若十四26)。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以基督徒合一的名义，付出这么大的心力，并且成就如此的广阔。这实在是天主的一个巨大的恩惠，值得我们一切的感谢。从基督的圆满中，我们得到“恩宠上加恩宠”(若一6)。感谢天主所赐的众多恩宠，是使我们获得那些为达成大公主义工作不可或缺的恩宠的条件。

    对过去三十年来的全面观察，可使我们更加认识这归向福音的共同悔改所有的众多成果，这是天主的神借着大公主义运动给我们带来的。

    42  例如，有人遵照山中圣训的精神，一个宗派的基督徒不再认为其它的基督徒是敌人或陌生人，而是看待他们如同兄弟姐妹。再者，“分离的弟兄”这句特别的词句，今天就倾向于用一句更能唤起深切共融的词句，来替代─以洗礼相结合者─这是圣神超越历史和法条上的分裂而成就的。今天我们提“其它的基督徒”，“其它领受洗礼的人”，以及“其它团体的基督徒”，<大公运动原则及规范之应用指南>，在谈到这些基督徒所属的团体时，则称呼为“与天主公教会尚未完全共融的教会和教会团体”(注六九)。这一种用词上的放宽是表明在态度上有一种深具意义的改变。一种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意识正不断加强。我个人也曾多次在大公主义的庆典中，观察到这个事实，这些庆典都是我到世界各地进行宗座访问中的重要部份，还有那些在罗马举行的聚会和大公运动的庆典。基督徒的“普世兄弟情谊”，已变成为一项稳固的大公主义信念。忘却过去的绝罚，那些曾经一度是敌对的团体，现在在许多情况下却相互的帮助；有时也出借崇拜场所；在那些缺乏资源的团体中，提供奖学金作为训练圣职人员之用；为那些受到不正义迫害的其它基督徒，与政府当局接洽；而某些团体所受到诽谤中伤也已显示是无稽之谈。

    总归一句，基督徒已悔改而归依那拥抱所有基督门徒的兄弟之爱。万一，像似政治暴动的结果，某种攻击性或报复的精神出现，有关政党领袖通常优先做的工作就是做出具有爱德精神的“新法”。不幸地是，这种精神并不能平息每一个暴力冲突的狂潮。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些致力大公主义的人通常需要做出真正英勇的抉择。

    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再肯定的是，承认我们的兄弟情谊，并不是一种宽宏大量的善心行为，或是一种含糊的家庭精神。它根基于承认唯一洗礼及其随之而来的责任，就是光荣天主于其工作之中。 <大公运动原则及规范之应用指南> 表达了这份希望，即洗礼能够为彼此相互和正式承认(注七十)。这要比一项大公主义礼貌性的行动更有意义；因为它构成一项基础教会学的宣言。

    值得回想一下，圣洗圣事在建设教会上的基本角色，已因多边的交谈而清楚显露出来了(注七一)。

    在服务人类上精诚团结

    43  越来越常有一些基督徒团体的领袖们，结合在一起以基督之名，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表明立场，即关切人的圣召和自由、正义、和平以及世界的未来。以这种方法，他们“传达”了构成基督徒使命的任务之一：即以务实的方式向社会提醒天主的圣意，警告权威当局及其追随者，切勿踏出导致践踏人权的一步。很清楚地，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在某些情况下，基督徒联合的声音比任何一个孤立的声音更有强烈的影响力。

    不只是那些团体的领袖们参与合一的工作。来自所有团体的许多基督徒，因着他们的信仰，共同参与这项改变世界的英勇计划，即以谆谆教诲的方式，要人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需求，特别是贫穷的、卑下的和无助的人。在我的通谕“论关怀社会事务”里，我高兴地提到这一项“合作”，强调天主公教会不能不参与这些努力。(注七二)实际上，那些曾经一度单独行动的基督徒，如今都因这个缘故结合起来了，为使天主的仁慈获得胜利。

    这种思考与行动的方式，已经就是福音的方式了。因此，我再一次肯定我第一道通谕“人类的救主”中所写的，我曾经“坚持这一点，并在遇见我们其它基督徒兄弟的所有层面上，鼓舞一切力量往这方向走”(注七三)。我感谢天主“为祂在其它教会和教会团体内，并藉它们所达成的；正如同藉天主公教会所达成”(注七四)。今天，我满意地看到，浩大的大公主义合作网已在不断地成长。也要感谢“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影响，它在这一领域上颇有成就。

    借着天主圣言并借着崇拜天主彼此接近

    44  在大公主义的合作上可观的进步，也出现在其它的领域中，即天主的圣言部份。首先我想到的是为不同语言族群的圣经合一译本的重要性。随着梵二大公会议 <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 的发布，天主公教会不能不欢迎这一方面的进展(注七五)。这些由专家所预备的译文，通常都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作为祈祷和所有追随基督者的牧灵活动之用。任何一个想起对圣经的争论如何严重地导致分裂的人，特别是在西方，都会赏识这些共同译文代表着向前迈进重要的一步。

    45  对应天主公教会所实行的礼仪革新，某些其它教会团体也已努力革新他们的崇拜。有些团体根据大公主义层次上所表达的建议(注七六)，已放弃他们很少举行主的晚餐礼仪的习惯，而选择了每主日举行。再者，当我们比较那些用在西方各不同基督教团体的礼仪周期的读经，它们显示出基本上是相同的。同样在大公主义的层面上(注七七)，也给与礼仪和礼仪的象征记号(圣像、伊冈画像、祭衣、灯光、献香、手势)相当特殊而显著的地位。此外，在那些训练圣职人员的神学学校，历史学和礼仪意义的课已开始成为课程的一部份，为因应一种新的需求。

    在圣事生活上一些不同观点已有渐趋一致的信号。当然，由于在信仰的事物上仍有争议，现在还没有可能在一起举行同一感恩祭礼。然而我们仍热切渴望，能联合一起来举行主的唯一感恩祭，而这个渴望本身，已经是一项共同赞美的祈祷，一项一致的恳祷。我们一齐向圣父诉说，并且我们“同心”日益加强地这样做。有时，我们似乎已接近终于能够确认这“真实而未完全的”共融。一个世纪前，谁能想象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46  就此情况来说，这是一个喜乐的泉源，当注意到天主公教会的圣职人员，在某些特别的个案中，可以施行圣体圣事，和好圣事和病人傅油圣事给那些尚未与天主公教会完全共融，但却有高度渴望要领受这些圣事，自由地请求这些，并宣示天主公教会关于这些圣事所相信的信仰的基督徒。相反地，在特别的个案中和在一些个别的情况下，天主公教徒也可以从其它教会的圣职人员那边，要求这些同样的圣事，只要在那些教会中，这些圣事是有效的。为这样的互惠接纳的条件，已有一些明确的规则；为促进大公主义的缘故，这些规则必须受到尊重(注七八)。

    重视呈现在其它基督徒间的(精神)资产

    47  交谈不只局限在有关教义方面，而是整个“人”积极的投入，它也是一项爱的交谈。大公会议曾声言：“天主公教徒必须欣然承认并珍视在分离的弟兄姐妹中发现的，从公共遗产中所流露的那些真正的基督资产。在为基督作证而有时竟至舍生者的生活中，承认基督的富饶与德能，这是公平而有益的，因为天主在自己工程中，常是可奇而值得赞叹的”(注七九)。

    48  天主公教会的成员和其它基督徒，从大公会议时就已建立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发现，天主在其它的教会团体的成员中所有的成就。这一种在不同的层面上，和这些团体的牧人和会友直接的接触，已使我们认识到其它的基督徒，为天主和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因此，一个宽大而崭新的领域，已为整个大公主义经验开放，同时这也是我们这时代最大的挑战。难道二十世纪不是大见证的时代，直到“倾流热血”？难道这种见证不也包括不同的教会和教会团体，它们从被钉十字架与复活的基督而得名号？

    这样的一个圣德的共同见证，忠于唯一的主，具有大公能力且格外富有恩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清楚指出，呈现在其它基督徒之间的要素，能贡献为启发天主公教徒之用：“不应忘记，凡在分离弟兄中，藉圣神恩宠而成就的事，也可以帮助我们上进。任何真正属于基督的事物，不特不违反真正的信仰，而且常能使我们更完善地接近基督和教会的奥迹”(注八十)。大公主义的交谈，一如一项救恩的交谈，必定会鼓励这一个过程，它已有了好的开始，并往前迈向真实而又圆满的共融。

    共融的成长

    49  基督徒之间的接触和他们所从事的神学交谈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共融的成长。接触与交谈两者都使基督徒意识到，他们共同所有的信仰的要素。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强化他们为全面合一的努力。在这一切之中，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依然是一个动机与方向的强而有力的泉源。

    教会宪章在论天主公教会的教导之后，接着承认在其它教会和教会团体中，可找到得救的要素(注八一)。这并不只说，觉查到一些被动地呈现在那些教会和教会团体中的静态要素。以它们是基督教会之要素而论，本质上，它们就是再建立合一的一种力量。因此，追寻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一件选择或权宜之事，而是一项源于基督徒团体之原有本性的责任。

    同样地，继续与主要基督徒团体的双边神学交谈，从承认已有的共融的程度作为开始，为要继续讨论那些特别争议的领域。上主已使我们这一世代的基督徒得以减少在传统上有争议性事物的数目。

    与东方的教会交谈

    50  关于这一点，首先必须要承认，要特别感谢天主的助佑，因为我们与东方的教会的联系，经由几个世纪来的减弱，借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而得到强化。从这些教会的观察员出席在大公会议上，和西方各教会和各教会团体的代表们一起，公开地；在这个天主公教会最庄严隆重的时刻，表明他们共同的意愿，要追寻共融的再建。

    在大公会议这一方面，以客观及深切的情愫看待各东方教会，着重在它们教会的本质，和结合它们与天主公教会的共融的真正联系。大公主义法令指出：“在这些教会中借着主的感恩祭，天主的教会得以建立成长”。紧接着，它又加上：“这些教会虽然与我们分离，却仍保有真正的圣事，特别是“借着宗徒的传承”而来的司祭职和圣体圣事，因此他们和我们仍旧密切联系”(注八二)。

    论到东方的各教会，大公会议承认它们伟大的礼仪和灵修的传统，它们历史发展的特殊本质，来自极早期并且为教宗们和历届大公会议所赞同的戒律，以及它们自己表达教导的特有的方式。大公会议坚信承认合法的多样性并不违反教会的合一，反而更加强它的光辉，并大大地促进它使命的达成。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想在已存的共融上建立交谈的基础，它引起我们对东方各教会高贵事实的注意：“为此，本届神圣会议劝勉众人，尤其是愿致力于恢复东方教会与天主公教会之间所期望的完全共融的人们，应对东方教会的起源及其成长的特征，加以适当的思考，并对他们与罗马圣座间的关系在分离前的性质，予以正确的评价”(注八三)。

    51  大公会议的方法证实了这两方面皆有所收获，一是借着爱德的交谈而导致的稳定成熟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是在天主公教会与东方正教间神学交谈国际联合委员会架构中的教义方面的研讨。它同样地也证实了在与东方古老教会之关系上多有斩获。

    这个过程曾是缓慢和困难的，但却也是一个大喜乐的泉源；而它也曾令人振奋的，因为它曾引导我们慢慢地重新发现兄弟之情。

    继续的接触

    52  关于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区，我们刚提到的过程，因双方彼此的开放而开始，一方面是由教宗若望廿三世和保禄六世，而另一方面则由大公宗主教阿典纳哥拉斯一世和他的继位人。这结果导致的变化，在教会公报上有历史性的表白，藉此“从记忆中和从教会中去除”(注八四)绝罚的纪忆，那件九百年前的绝罚，在一０五四年，曾成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分裂的记号。充满着大公主义承诺的这件教会大事，就发生在大公会议最后几天里，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七日。大公会议以一个庄严的行动来结束，一方面立即治愈了一件历史上的回忆，一项相互间的宽恕，另一方面则是努力追求共融的坚定承诺。

    这一项举动曾由教宗保禄六世和宗主教阿典维哥拉斯一世两人的会面为先导，他们的会面是于一九六四年元月在耶路撒冷，正当教宗到圣地朝圣的时候。那时，教宗保禄六世也会见了本尼迪托斯(本笃)，东正教会的耶路撒冷宗主教。后来，教宗保禄六世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廿五日在伊斯坦堡的法纳耳(Phanar)，拜访阿典纳哥拉斯宗主教，而在同年十月，宗主教就在罗马受到隆重的接待。这些充满祈祷的聚会，画出了一条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恢复友谊的道路，也是一条再建合一的道路，这合一曾是双方在第一个千年里所共同分享的。

    随着教宗保禄六世的死亡和教宗若望保禄一世短促的教宗任期，当罗马主教的职务落在我身上时，我就认为这事是我教宗任内第一要务，要重新与大公宗主教迪米特里奥斯一世做私人的接触，迪米特里奥斯一世在那时，正继承宗主教阿典纳哥拉斯在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座。在我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廿九日到法纳耳访问期间，宗主教和我终于能够决定，在天主公教会和所有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座有法典上共融的东正教会之间，要开始神学上的交谈。关于这一点，似乎应该加上，那时候想要召开东正教会未来的一次大公会议的准备工作已经上路。追求他们之间的和谐提供了这些姐妹教会的生命与活力；就是他们受邀，在走向合一的道路所要扮演的角色来看，这也是深具意义之事。大公宗主教决定要回拜我的访问，而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我就欣然欢迎他到罗马，以深切的情感和合适的隆重盛礼来接待他。就在这一种教会兄弟友爱的气氛下我们提到实践的问题，到如今已经有好几年了，欢迎一个从大公宗主教区来的代表团，到罗马来过圣伯多禄和圣保禄的庆节，同样地，照习惯也派圣座的一个代表团到法纳耳去参加圣安德的隆重庆典。

    53  其它暂且不谈，这些正常的接触，使讯息和意见的直接交换成为可能，为的是促进兄弟般的合作。此外，一起参加祈祷，使我们习惯于再一次肩并肩地生活在一起，并帮助我们接受上主对祂教会的旨意，并将之付诸实行。

    在我们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即已开始的旅程中，必须要提到，至少有两件对东西两方的关系特别具有伟大的大公主义意义的有力事件。其中第一件是一九八四年的庆典，为纪念圣启禄和圣默道两位圣人福传工作第一千一百周年，这个机会使我能够宣布这两位斯拉夫人的圣使徒，斯拉夫人信仰的报信者，为欧洲的共同主保。在一九六四年，大公会议期间，教宗保禄六世已宣布圣本笃为欧洲的主保。联合这两位从得撒洛尼来的兄弟与西方修道生活的创立者，间接地作为标示教会与文化的双重传统，这双重传统已证实为两千年来影响欧洲历史的基督信仰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值得我们回想起圣启禄和圣默道是来自他们时代的拜占庭教会；当时，后者仍是与罗马共融的。在宣布他们连同圣本笃一起作为欧洲的主保，我的意向不仅是再肯定基督信仰在欧洲的历史真理，而且也是要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谈，提供一个重要的议题，这东西方的交谈自从大公会议以后的阶段，已掀起希望的高潮。在圣启禄和圣默道的身上，就如同在圣本笃身上，欧洲可再发现它灵修的根。现在，当基督降生的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同时受到敬礼，作为我们过去的主保，也要作为欧洲各教会与国家托付他们未来的圣人。

    54  另一件令我欣悦地要提起的事件，是庆祝俄罗斯人受洗的一千年周年庆 (988-1988)。天主公教会，特别的是我们这一个宗座，渴望着要参加这周年庆典，并且也设法要强调，给基辅的圣弗拉第弥付洗，在世界的福传工作中，曾是一个关键事件。伟大的东欧斯拉夫国家皆因这事件而得到他们的信仰，那些生活在乌拉山之外和远在阿拉斯加之外的民族也是一样。

    在这一个观念下，我曾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找到它最深切的意义：教会应该用她的两个肺来呼吸！在基督宗教历史的第一个千年里，这一种说法，主要地是指向拜占庭和罗马之间的关系。从俄罗斯人(Rus’)洗礼的时代起，这就有了一个更广泛的运用：福传工作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方，因此，它现在已包括了整个教会。那么，如果我们认为发生在聂伯河畔的救恩事件，是发生在东方的教会与在西方的教会还没有分裂的时候，我们清楚的知道要达到完全共融的愿景，就是合一在合法的多元中。这是我在我的通谕“斯拉夫人的使徒”(注八五)中论圣启禄和圣默道，和在我的教宗文告“往普天下去”(注八六)，纪念基辅俄罗斯人受洗一千年告天主公教会全体信友书中，强烈主张的一点。

    姐妹教会

    55  大公会议文件 <大公主义法令> 在历史的观察中认为合一，无论如何，曾在第千年已体验过了，而如今在某些意义上，可作为一种典范。“本届神圣会议乐于向大家提示…在东方有许多个别的或地区性的教会存在着，其中首推宗主教教会；其中有不少教会，以其由宗徒们亲手开创而自豪”(注八七)。教会的旅程于五旬节那天由耶路撒冷开始，而当时向人群世界（Oikoumene）的发展，是围绕着伯多禄和十一位宗徒为中心 (参阅宗二14)。在西方和在东方，教会的结构都是传自宗徒的遗产。在第一个千年的期间，她的合一是维持在那同样的结构之中，借着主教们，宗徒们的继承人，在与罗马主教的共融之中。如果今天在第二个千年的结束之际，我们正在寻求重建完全的共融，那么就应该朝着那种合一，在那种结构下去寻求。
大公主义法令标示出一个更深远而具有特色的看法，藉此所有的个别教会维持合一；“一种热切的渴望，在各地方性教会之间，永远保持家庭关系式的信仰和友爱的共融，如同姐妹一般”(注八八)。

    56  追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在早期传统的光照下，再次成为常例，屡次谈到个别的或地方的教会，聚集在他们主教的周遭，成为“姐妹教会”。再者，取消彼此间的绝罚，借着消除一个充满痛苦的法典和心理上的障碍，是走向完全共融之路上深具意义的一步。

    在分裂前已存在的合一的结构，是一个经验的遗产，它将引导我们共同的步伐，迈向完全共融的重建。显然地，在第二个千年的期间，上主并未中断赐与祂的教会丰富的恩惠与成长的果实。然而，不幸地，在西方与东方的教会间，逐渐彼此疏离，失去了他们彼此交流与合作的恩惠。赖天主的恩宠，也需有极大的努力以重建他们之间完全的共融，即基督的教会益处的泉源。这个努力要求我们全部的善意、谦卑的祈祷和不屈不挠坚定的合作。圣保禄力劝我们：“你们应彼此协助背负重担”(迦六2)。宗徒的劝勉为我们是多么中肯切题！“姐妹教会”的传统称呼，应永远伴同我们走这条道路。

    57  遵照教宗保禄六世所表明的期望，我们所声言的主张，是要共同在合法的多元中，再建完全的合一：“天主答应我们在信仰中，领受宗徒们所看到的，所了解的，以及向我们所宣报的事物”。借着洗礼“我们在基督内已成了一个”(迦三28)。借着宗徒的传承，我们因司祭职和圣体圣事，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借着分享天主赐给祂的教会的恩宠，我们都被带入与圣父的共融之中，借着圣子在圣神内，…每一个地方教会中，都有天主这个爱的奥秘在工作，而无疑地，这就是传统上美丽的称呼“姐妹教会”的基础，而各地方教会也喜欢以此互相称呼(参阅大公主义法令14)。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过着“姐妹教会”的这种生活，一起举行过大公会议，以捍卫信仰的宝库，对抗所有的腐败。而现在，在一个长时期的分裂，和彼此之间的误会之后，上主正使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自己可再一次成为“姐妹教会”，而无视那些曾一度阻隔在我们中间的障碍的存在”(注八九)。如果今天，在第三个千年的门坎前，我们追寻再建立完全的共融，就必须要为达成这个事实而工作，并将此事实引为证例。

    与这一个光荣的传统相联系，为教会是最有益的。如同大公会议提出的：“东方教会从开始就有丰富的富藏，西方教会曾从中取用了不少有关礼仪，灵修传统和法律的事”(注九十)。

    这一个“富藏”的部份，也就是“他们灵修生活的传统之宝库，特别由隐修生活表达出来的；自从圣教父们的光荣时代，隐修精神即已盛行于东方。并从此传至西方”(注九一)。就如在我最近的教宗文告“东方之光”(Orientale Lumen)里面所强调的，东方的教会曾以伟大的慷慨精神，度献身的隐修生活，“由福传工作开始，这是基督徒能够提供给他弟兄的最高服务，再跟着是以其它不同形式的精神和物质的服务。的确，我们可以说古代的隐修生活─在接下来的其它时代也是一样─曾经是为向万民传福音的特殊工具”(注九二)。

    大公会议并不自限于强调东方与西方教会间的相同点。根据历史的真理，它毫无犹豫地说：“有时一方较另一方更为领悟启示奥迹的某些观点，或解释得更为妥切，并不足以为奇。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不同的神学解释与其视为冲突，不如视为相辅相成”(注九三)。共融是藉教会间恩宠的交流，一旦他们彼此相辅相成，就变得更有成果。

    58  由一个已存在的信仰共融的再肯定，梵二大公会议引伸出牧灵的结果，这些为信友的日常生活和推进合一的精神很有用。由于在天主公教会和东正教会间非常接近的圣事联系， <东方天主教会法令> 曾声言：“牧灵经验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东方弟兄们而言，可以且应该考虑每个人的不同环境，其中不仅不损及教会的合一，也没有应避免的危险，而且为救灵魂及人们的神益是迫切需要的。因此，天主公教会按照时、地、人的环境，曾经多次采取了，且仍在采取缓和的办法，藉参与圣事及其它圣礼与圣仪，给所有的人提供得救的方法和基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注九四)。

    在大公会议后这些年来经验的光照下，这一个神学和牧灵的方向已合并在法典的两条法规之中(注九五)。且已在 <大公运动原则和规范应用指南> 中，从牧灵的立场得到明确的论述(注九六)。在这么重要且敏感的事件中，牧人们必须谨慎地教导信友，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两个特别的理由，一是在礼仪崇拜中的分享，一是支配这事的一些不同的规则。我们总不应该漏掉重视圣事分享中的教会学含意，特别是在至圣圣体感恩祭礼的分享。

    交谈的进展

    59  <天主公教会与东正教会神学交谈国际联合委员会> 自从在一九七九年设置以来，稳定地工作，研究彼此同意所决定的领域，朝着重建两个教会间完全共融的计划进行。这个建基在信仰合一的共融，随着经验的脚步和古老教会的传统，将在共同举行神圣的感恩祭礼中，找到它的圆满。在积极的精神，并在我们既有的共同基础上，这联合委员会已能做出实质的进步，如同我与我可敬的弟兄迪米特里奥一世，大公宗主教圣座，能够一齐联合声明一样，这声明的结语是：“天主公教会和东正教会已能一齐宣认在教会奥迹中的共同信仰，以及在信仰和圣事间的联系”(注九七)。委员会因此也承认“在我们的教会内，宗徒的传承是天主子民的圣化与合一的基础”(注九八)。这些都是继续交谈的重要指标。此外，这些联合宣认正代表着天主公教会和东正教会从现在开始，能够在我们的时代产生一个忠实和合一的共同见证的基础，为使上主的名受称颂、受光荣。

    60  最近，这国际联合委员会，在有关天主公教会与东正教会重建完全共融应遵循的方法，这个极敏感的问题上，迈出了颇具意义的一步，这问题过去常令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关系成为棘手。委员会为要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积极的解答，它将教义的基础，放置在“姐妹教会”的教义基础上。在此，显然地，走向完全共融所要追随的方法是真理的交谈，须以爱的交谈来培养和支持。承认东方天主教会有权利，拥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实行他们自己使徒工作，此外，这些教会实际参与友爱的交谈和神学的交谈，不仅推动了居住在同一地区内的东正教会和天主公教会之间一种真实和兄弟般的相互尊重，而且也将促进他们联合致力于合一的工作(注九九)。向前的一步已经踏出了，承诺必须继续。如今已经有了舒缓张力的记号，因此将可使追寻合一的工作更有成果。

    关于那些与天主公教会共融的东方天主教会，大公会议以这些话表达它的敬意：“感谢天主，因为不少东方教会的天主教友…已经和保存西方传统弟兄们，生活在完整的共融中。本届神圣会议声明；在不同的传统中，全部的灵修、礼仪、纪律及神学遗产，都是属于至公，由宗徒传下来的教会的”(注一ＯＯ)。当然，东方天主教会，在大公主义法令的精神下，在爱的交谈和在神学的交谈中，无论是地方和国际性的幅度上，将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角色，因此，可提供相互了解和继续追求完全的合一(注一Ｏ一)。

    61  由以上看来，天主公教会无比地渴望，东西两方之间的完全共融。她在第一个千年的经验中，已找到这一方面的灵感。的确，在那个时候，“教会生活的不同经验发展，并没阻止基督信徒，借着彼此的关系，继续感到他们在任何教会中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借着基督在圣神内，对唯一圣父的赞美，是从他们所有的人中兴起的，且是在一种令人惊叹的多种语言与曲调之中；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举行感恩祭礼，这不仅是灵修和伦理生活，而且也是教会特有结构的核心与典范，是在宗徒的继承人，主教的领导下呈现在不同的职务与服务之中。早期的历届大公会议都是这种在多元中持续合一的动人见证”(注一Ｏ二)。在几乎一千年之后，合一如何能够恢复呢？这是一个天主公教会必须完成的大任务，同样也是落在东方正教肩上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了解，由圣神的光与德能所引导的持续的相关交谈。

    与东方古老教会的关系

    62  在梵二大公会议后的那段时期，天主公教会，也以不同的方法以快或慢的速度，恢复了与东方古老教会的兄弟般的关系，这些教会曾经不接受厄弗所和加彩东大公会议的信理系统。所有的这些教会，都派官方观察员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们的宗主教以他们的造访来表示对我们的尊重，而罗马的主教也能与他们交谈，如同兄弟在久别之后，高兴的重逢一样。

    与东方古老教会回到兄弟般的关系，对那经常处在敌视和悲惨状况的基督徒是信仰的见证。这是一个具体的标志，即我们如何能不管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和文化上障碍的存在，而联合在基督内。而特别是关于基督论，我们已能联合这些教会中的某些宗主教们，宣告我们共同信仰耶稣基督，真天主亦真人。教宗保禄六世在他可敬的回忆中，与圣座薛努达三世，科普特正教的教宗和宗主教(注一Ｏ三)，和至福雅各布伯三世，叙利亚正教的安底约宗主教(注一Ｏ四)签署了一些宣言。我自己也有幸批准这一份基督学的同意书，并使它作为与教宗薛努达(注一Ｏ五)进一步交谈、和与叙利亚的安底约宗主教穆尔依纳爵匝卡伊瓦士(注一Ｏ六)牧灵合作的资料。

    当衣索比亚教会可敬的宗主教阿布纳保罗，在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到罗马来回拜我的时候，我们一起强调，在我们两个教会之间，存在着深切的共融：“我们分享从宗徒传递下来的信仰，也有同样的圣事和同样的圣职，根源于宗徒的继承…此外，今天我们能够肯定我们在基督内有唯一的信仰，即使长时间以来，这曾是我们之间分裂之原”(注一Ｏ七)。

    最近，上主曾赐给我很大的喜乐，能与东方叙利亚宗主教，圣座玛尔丁卡四世一起签署一份有关基督学的共同宣言，宗主教为了这个目的，选择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到罗马来拜访我。斟酌不同的神学系统，我们终于能够一起宣认对基督的真信仰(注一Ｏ八)。我愿意对这一切以真福童贞女的话来表达我的喜乐：“我的灵魂颂扬上主的伟大”(路一46)。

    63  大公主义的接触，终于能够对基督学的一些传统性争论，做了基本的澄清，使我们能够一起宣认我们共同的信仰。再一次，我们必须要说，这一个重要的成就是真正的神学研究和兄弟友爱交谈的一项成果。不仅如此，这为我们是一种鼓励：因为它告诉我们，所追随的道路是正确的，而我们能够合理地希望一起去发现其它争议性问题的解答。

    兄与西方其它教会和教会团体的交谈

    64  为在所有基督徒之间再建合一的大计划里，<大公主义法令>也提及与西方的各教会及各教会团体的关系。想要营造一种基督徒兄弟之情和交谈的气候，大公会议将它的指标放在两个全面性思考的上下文中：一个就是历史上的和心理上的本质，另一个则是神学和教义上的本质。在一方面，这个法令肯定：“一些教会和教会团体在中世纪的末叶，于西方发生大动乱时，或在较晚时期，与罗马宗座分离。但因以往许多世纪以来，基督徒在教会共融中度过长久的生活，结果使那些教会和天主公教会仍保持特别的近似性与关系”(注一Ｏ九)。另一方面，以同样的现实，同一文献声言：“同时，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这些教会和团体之间，另一方面，则是与天主公教会之间，存有若干非常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点的本质不仅是历史的、社会的、心理的及文化上的，而且特别是在启示真理的诠解方面的”(注一一Ｏ)。

    65  共同的根和类似的考虑，纵有区别，已在西方的天主公教会和起源于宗教改革的西方各教会和各团体中导引着发展。因此，他们分享他们是“西方”的特性。他们的“差异性”，虽然重大，一如上面指出的，并不因此排除彼此交互的影响和互相补足。

    大公主义运动实际上也已在“改革派”的教会与教会团体中开始了。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在一九二０年元月份，大公宗主教区曾经表达过一个期望，要在基督徒的共融中，组织起来某种性质的合作。这一个事实显示文化背景的重负，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重要的，是信仰的问题。基督，我们唯一的主，救主和导师，祂的祈祷是以同样的方式告诉我们的，不论是在东方或在西方。那个祈祷成为一个命令，要我们远离分裂，为要追寻和重建合一，也作为分裂本身痛苦经验的成果。

    66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并不想给“后改革的基督宗教”作任何的“描述”，“这些教会和教会团体由于起源，教理及灵修生活的不同，不但和我们有所差异，而且他们彼此间亦大相悬殊”(注一一一)。再者，这法令也观察到，大公主义运动及与天主公教会和平相处的愿望，尚未普遍建立(注一一二)。纵然情况如此，大公会议仍要邀请他们来交谈。

    大公会议的法令，企图要“提出一些观念，使之能够，并应该可作为大公主义交谈的基础与动机”(注一一三)。“我们心目中首先所顾及的，是那些基督徒：他们为光荣父、子、圣神唯一的天主，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天主、是主、是天主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注一一四)。

    这些兄弟姐妹，他们推动爱护并尊崇圣经：“他们向圣神呼求，在圣经内寻求藉基督向他们说话的天主，这位基督乃先知所预言，为我们降生成人的天主圣言。他们借着圣经，默想基督的一生，并默想具有天主性的导师，为了我们的得救所作的一切，尤其是祂的受难和复活的奥迹…他们承认圣经中的天主性的权威”(注一一五)。

    同时，无论如何，他们“在有关圣经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看法却与我们的不同，因为依照天主公教会的信仰，在诠释和宣讲书之于册的天主圣言上，教会真确的训导权占有特殊的地位”(注一一六)。即便如此，“为获得救主向众人所提出的合一，在天主全能手中，圣经对于交谈仍是最卓越的工具”(注一一七)。

    再者，圣洗圣事，这是我们所共有的圣事，代表着“那些藉圣洗圣事而得重生的人，即因此在他们中间形成圣事性的合一联系”(注一一八)。我们共同的圣洗圣事在神学、牧灵和大公主义上的关联多而且重要。虽则这一件圣事本身“只是一个开始和发端”，它是“引导人去表白完整的信仰，去加入完整的得救机构，一如基督所愿望的，最后终能完整地投入圣体的共融中”(注一一九)。

    67  宗教改革时期出现的关于教会的教义的和历史的争议，就是圣事和圣秩职务。因此，大公会议呼吁“凡关于主的晚餐，以及其它圣事、敬礼、与教会的职务等教理，都应是交谈的主题”(注一二Ｏ)。

    <大公主义法令>，提到“后改革”(Post-Reformation) 的团体“从圣洗圣事而来的合一，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尚不完整”，它也察觉到“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圣秩圣事，因而没有完整地保存圣体奥迹的本质”，即使“当他们在圣餐中纪念主的死亡与复活时，他们承认共融于基督的生命，并期待基督光荣的来临”(注一二一)。

    68  法令并不忽略灵修生活和它的伦理的影响：“这些弟兄日常的基督化生活，受他们对基督的信仰所滋润，并为圣洗的圣宠及聆听天主圣言所维护。这可从他们的个人祈祷，默想圣经，基督化的家庭生活，和聚会赞美天主的崇拜仪式中显示出来。此外，他们的礼拜，有时带有和我们共有的古代礼仪之显著要素”(注一二二)。

    此外，大公会议文件并不自限于这些灵修、伦理和文化的观点，而要伸展它的鉴赏力到呈现在这些兄弟姐妹中间，活泼的正义感，和对其他人的诚恳的爱德。它也不忽视他们在使社会条件更合乎人性，以及推展和平的努力。所有的这些都是诚挚渴望效忠于那作为基督徒生命泉源的基督教训之成果。

    因此，文件上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在道德和伦理的领域上，为我们的时代显得越来越迫切：“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不少人对福音上的伦理教训，确与天主公教徒有不同的解释”(注一二三)。在这一广大的领域里，关于福音的伦理原则和它们的应用，有不少交谈空间。

    69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所表达的希望与邀请已付诸实行，而与遍及全世界的西方各个不同的教会和基督徒团体的双边神学交谈，也逐渐展开。

    再者，关于多边的交谈，早在一九六四年的时候，即开始进行与世界教会协会一齐设立“联合工作小组”，而自从一九六八年，天主公教会的神学家们，被允许成为协会神学部，即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完全会员。

    这一个交谈已经也将继续产生成效并充满希望。大公会议的法令所提议的论题都已提出过，或在最近的将来可被提出。这些以奉献精神来从事的，对不同的双边交谈的反省工作，值得所有致力于大公主义工作者的赞美，这些反省集中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上，诸如：圣洗圣事，圣体圣事，被祝圣的圣职，圣事和教会的权威和宗徒的传承等。结果，出乎意料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已显露曙光，而同时也了解到，某些问题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70  这个困难而纤细的探讨，牵涉到信仰的问题和尊重每一个人自己的良心以及他人的良心，都要以天主公教会和其它教会和教会团体的祈祷来陪伴和支持。为合一祈祷，已经深深地根植并遍布在整个教会身上，显示出基督徒的确看到大公主义的重要性。正是因为追求完整的合一，要求信徒们互相询问有关他们信仰唯一的主的问题，祈祷是启迪真理的泉源，而这真理必须要完整地被接受。

    此外，借着祈祷，追寻合一，绝非只限制在一群专家身上，它应为所有已受洗的人来共同分担。每一个人，不论他们在教会中的角色或教育的程度，都能以一种隐密而深远的方式做出一个有价值的贡献。

    教会的关系

    71  我们也要为一切证实在合一道路上有所进展的事件，感谢天主上智的助佑。除开神学的交谈外，也应该提一些其它形式的接触、共同祈祷和实际的合作。教宗保禄六世借着他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在日内瓦访问世界教会协会总部，以及他与不同教会和教会团体的代表一起的许多会议上，曾强烈鼓励这一方面的进行。这些接触大大地助长彼此间的认识，并加强基督徒的兄弟情谊。

    教宗若望保禄一世，在他非常短促的教宗任期之中，也曾表达了他渴望继续走这一条道路(注一二四)。上主使我接受了这项工作。除了在罗马召开的一些重要大公主义的会议外，在我牧灵访问中，也有重要的部份，适当地从事助长基督徒的合一。而我的旅行中也有些优先专为大公主义，特别是在那些天主公教会的团体比“后改革”的团体相对为少数的国家，或那些后者在当地社会信仰基督的人中占有重要比例的国家。

    72  这为欧洲国家尤为真实，因为分裂首先出现在这些国家中，其次是为北美洲。关于这一点，不想减少其它的访问的重要性，但我特别要提到在欧洲内的那些访问，一九八０年十一月和一九八七年四月到五月，两次到德国；在一九八二年五月到六月，到了联合王国(英格兰，苏格兰和韦尔斯)；一九八四年六月到瑞士；以及一九八九年六月，到斯堪地纳维亚和北欧国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在一种喜乐、相互尊重、基督徒情谊和祈祷的气氛中，我遇到过这么多的兄弟姐妹，大家都尽心尽力地要效忠福音。看到这一切，为我是一种鼓励的大泉源。我们经验了上主临在于我们中间。

    在这一个点上，我想提及一项出于兄弟之友爱，带着极明确的信德的证明，并带给我极深刻的印象。我说的是，我到斯堪地纳维亚和北欧的旅途期间，我在芬兰和瑞典都是担任主祭的感恩祭礼。在领圣体的时候，路德会的主教们都走到主祭面前。他们希望，以一个同意的手势，表示他们渴望那个时刻，就是当我们，天主教徒和路德会友，能共同分享这同一个圣体祭献的时刻，而他们想领受主祭者的降福。在爱中我降福了他们。这同样的充满丰富意义的手势，在罗马又重复了一次，就是一九九一年十月六日，我在法尔聂塞广场 (Piazza Farnese)主持的瑞典的圣伯吉达列圣品六百周年庆典的弥撒中。

    在海洋的另一边，我也碰上了类似的感受：在加拿大，于一九八四年九月；而尤其是一九八七年九月在美国，在那里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大公主义的大开放。例如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一日，在南卡洛利纳州的哥伦比亚所召开的大公主义的会议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件事实的本身，即这种会议定期在教宗和这些起源于宗教改革的教会和教会团体的兄弟姐妹之间召开，其本身就很重要。我深深的感谢他们热诚的款待，一方面来自不同团体的领袖们，另一方面则是整个团体。从这个观点来看，我认为在哥伦比亚，以家庭为主题所举行大公主义的圣道礼仪，颇具意义。

    73  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大公会议之后的时期，和在各地方教会内，以基督徒合一的名义而有的许多计划和活动成立起来，这些计划和活动在许多层面产生了剌激的作用，即在各主教团、个别教区和堂区的层面，以及在不同的教会组织与运动的层面。

    合作的达成

    74  “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玛七21)。意向的坚定与诚实和信守教义的坚贞与忠诚，都要由他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来验证。大公会议的大公主义法令，就注意到在其它的基督徒之间，“他们对基督的信仰，在赞美和感谢受自天主的恩惠之中产生果实。他们也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对人的真诚爱德”(注一二五)。

    我们刚略述的事物不只为交谈，而且也为实际的合作上，是一块肥沃的田园。“因着配合行动的信德，使他们为解救精神的和物质的穷困，为推进青年的教育，为改进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在全球推行和平而设有许多机构”(注一二六)。

    社会和文化生活为大公主义的合作提供充足的机会。基督徒愈来愈频繁地一起为维护人性尊严、促进和平、应用福音在社会生活上、将基督精神带进科学世界和艺术的领域而工作。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愈来愈团结在一起，奋力去接触我们这一时代的痛苦和需要：饥饿、天然灾害和社会的不正义。75. 为基督徒而言，这种由福音本身所激励而来的合作，绝不只是单纯的人道主义行为。它有其理由存在于上主的话中：“因为我饿了，你们给了我吃的”(玛廿五35)。如同我已经强调过的，基督徒之间的合作，清楚地表现了他们之间早已存在的共融的程度(注一二七)。

    面对世界，在社会中联合行动，在基督徒的方面，有一个联合为主的名作见证的明显价值。这也是一种宣讲的形式，因为它揭示基督的面貌。

    教义上的争论，仍有着消极的影响，甚至限制了合作。尽管如此，基督徒之间早已存在的信仰的共融，为他们的联合行动，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不仅是在社会的领域，而且也在宗教的范围。

    这种合作将使追求合一更为容易。大公主义法令注意到“借着这样的合作，全体信仰基督的人，能彼此更深切相互了解与互相尊重，并为基督徒的合一铺路”(注一二八)。

    76  就这一点而论，我如何能不提到大公主义的爱好和平，即由愈来愈大数目的基督徒在祈祷与行动上，并以稳定成长的神学上的启发，所表达对和平的喜好？此事不可能不是如此。难道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和平之王？基督徒在弃绝暴力，任何形式的暴力，从战争到社会的不正义上，已更加的团结起来。

    我们是受召唤要尽更大力量，使这事能更为明白清楚，即宗教的动机并不是目前的突的真正原因，即便如此，不幸的，宗教仍有一个危险，即为政治和争论的目的而被利用。

    一九八六年，在亚西西，世界和平祈祷日期间，不同教会和教会团体，同声向历史的主祈求世界的和平。在那同一天，以一个不同却相类似的方式，犹太教和非基督宗教的代表，也在一起为和平祈祷，和谐地表达出一种回响在人类心灵深处，扣人心弦的感觉。

    我也不想忽略为欧洲和平祈祷日，特别是为巴尔干的和平，这引导我在一九九三年元月九至十日，回到圣方济的城；还有一九九四年元月廿三日，在为基督徒合一祈祷周期间，我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那一台和平弥撒，为巴尔干的和平，特别为波斯尼亚-赫塞哥维亚的和平祈祷。

    当我们纵览整个世界，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注意到，基督徒感受到前所未有地为和平问题所挑战。他们认为和平与福音的传布和与天主国的来临有深切内在的关连。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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