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的圣城！人们论到你，曾说了许多光荣的事
E TE GLORIOSA DICTA SUNT,CIVITAS DEI(咏八十七3)

灵修导言 

“罗马这个教会多么有福！……它认识唯一的天主，世界的创造者；认识造物主天主之子，生于童贞玛利亚的耶稣基督；认识肉身的复活。它把法律和先知结合于福音及宗徒书信，并从中汲取信仰，盖以洗礼的印记，披上圣神的德能，以圣体做滋养”（戴都良Tertullian,《反驳异端者》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36）。在人类历史中，罗马是基督信仰的心脏；天主安排它作为耶路撒冷所指向的象征，是圣城（依五十二１），是天主之城（依六十14）。罗马是圣经所宣告、人类所渴望、救恩所要到达的地极（宗一8）。罗马是爱慕它者的喜乐（咏１37：6），是眼目所喜爱和内心所系恋的对象（则二十四25）。

人们论到它所说的许多“光荣的事”（咏87：3），正是朝圣者和以色列子民所向往的目标，是天下万民络绎于途的目的，即天主荣耀的彰显。教会诞生于耶路撒冷，这城邑曾目睹耶稣一生的重要事迹和救赎大业，而教会却成了天主与人圆满共融之所，以及那新的和末世的耶路撒冷的预象（默二十一1—27）。众生无不怀着痛苦与喜乐，以期待的快步，或拖着沉重的倦躯，朝着这新耶路撒冷迈进。 

 在趋赴永乐之境和最终天主之城的旅途上，罗马教会既代表着一切基督徒团体，又身为各地教会之母，竭诚欢迎朝圣人士愉快地来此一憩，共同默想和欣赏作为基督徒之美妙，并与那生活和行动于教会里的基督相遇，并接触那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各语言的天主子民”（默七9）。“有什么是我们看得到，而耶稣的门徒未能看到呢？那就是遍布天下万民的教会”（圣奥思定St Augustine）。

禧年有两个中心地点：罗马和耶路撒冷。“第一个基督徒团体在耶路撒冷诞生…天主对人类的启示也在那里完成”（《降生奥迹》Incarnationis Mysterium,2）。宗徒们在五旬节领受了圣神后，便遵从耶稣的吩咐（玛二十八18—20），从耶路撒冷开始向犹太人、外邦人、及至天下万民宣扬福音。从这片犹太人追本溯源和回教徒敬仰的地方，身为“教会基石”的伯多禄（玛十六18）和号称“外邦人宗徒”的保禄（宗十七21），把救恩的喜讯带至罗马。而罗马这座城市，正如若望保禄二世在他所颁布的禧年诏书中所说的，“是天主所安排的伯多禄继承人（宗座）的所在地”（《降生奥迹》2）。

历史概略 
 
相传载有罗莫洛（Romulus）和雷莫（Remus）的篮子顺水漂流，停在提伯（Tiber）河边一颗茂盛的无花果树下，这对孪生兄弟就是创建罗马的神话人物。这棵树在罗马帝国时期，仍在市集广场（Foro Romano）中受到崇奉，由此可知古罗马的宗教乃一种泛灵信仰（animism）。这种信仰很快便被拟人化，形成一种多神宗教，并逐渐将本地与异地的神祗融合，尤其是把所征服的异民的宗教，移植到古罗马的宗教崇拜中。这种合并带有政治意图，在古代也非罕见：在其他民族，特别是在古希腊世界中更是司空见惯。但罗马宗教的特点却是，对古代宗教的承袭只是停留在丝毫不差地重复古代的宗教仪式、规例和祷文，以致远在共和国的时代，早已丧失了其原有的精神意义。 （右-古罗马市集广场）
　
古罗马的宗教基本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希望借着受俸执行司祭职务的人（族长、判官、统帅）所举行的祭祀仪式讨好神明（paxdeorum），使自己或团体获得神明的助佑。可悲的是，在罗马政局不稳时，从东方传入了一些宗教，尤其是那些充满神秘色彩和纵容的宗教，扰乱了当时的政治、道德和古代宗教习惯，导致了古罗马共和时代的衰落。
 
儒略·凯撒（Julius Caesar）是罗马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他重燃了人民的希望。其时人心皆向往一位带来太平盛世的救世主（mundisalvator），而凯撒的侄子，亦即他的养子屋大维（Octavianus），实现了这个希望，成为第一位皇帝，即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29年——公元14年）。

耶稣基督正是在这位皇帝执政时，诞生在白冷城。屋大维所采取的政策，一方面顾存古罗马的“国家”传统，同时又要实施一人统治，为此他接受了皇帝（princeps）的称号（primus inter pares）,却拒绝像东方帝王那样被称为“主”（Dominus/Kyrios）。但对后来发展尤其重要，是元老院（senatus）于公元前27年颁给他的“奥古斯都”（Augustus）称号，这称号既没有将他神化，却又使他变得无可侵犯似的。
 
奥古斯都的政绩辉煌，以致罗马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que Romanus）为他兴建了一座“奥古斯都和平祭坛”（Ara Pacis Augustae），让他每年在此举行隆重的祭礼，以感谢众神保佑罗马天下太平。可是，这位皇帝竟将已亡的养父儒略·凯撒奉为神明，更顺理成章地自称为神之子（Divifilius），因而彻底改变了古代宗教的常规，奠定了君王崇拜的基础，从此每位皇帝便被视为神明（divus）和城隍（numen）

皇帝的神化与基督徒教难的历史息息相关，因为当时的基督徒拒绝向神化的皇帝献祭,这点在殉道者受难录中都有记载。从圣保禄于56—57年写给罗马基督信徒的书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与罗马基督徒的初期接触。在这信中，保禄透露自己有意前来罗马（罗一10—12）。但由于种种困难，直至61年的春天他才能来到罗马，且不是以自由人的身份，而是以囚犯的身份而来。他刚在意大利的颇提约里（Puteoli）登岸，就受到了一些当地基督信徒的热烈欢迎（宗二十八14）。颇提约里是周转港口之一，负责将来自东方的货物转运至罗马。当时基督徒就是随着海陆商路，把福音传播各地。
 
伯多禄可能是在保禄致书罗马信友后不久来到罗马的。我们并没有这两位宗徒在罗马共同生活的记录，但可以肯定64年时，这两位宗徒都生活在罗马。那年在大赛马场（Circus Maximus）附近发生了一场大火，并蔓延至大部分市区。当时的尼禄皇帝（Nero）被指与大火有关，他便借词归罪于基督徒，并在64年夏天，通过草率的审判把二位宗徒处决（参看塔西佗Tacitus，《年监》Annales,15,44）。伯多禄被处以十字架极刑，遗体被埋葬在梵蒂冈丘上的异教徒墓地中；保禄身为罗马公民，在奥斯底亚路（Via Ostiense）旁被斩首，该处现名为三泉（Tre Fontane）。从那时起，皇帝颁布御令取缔基督宗教，甚至“基督徒”这名称（nomen）已足以构成一项罪名（crimen）（戴都良Terullian,《致万民书》Ad Nationes,1,3）。对基督徒的追捕行动遍及整个罗马帝国，历时三个世纪，后人称它为“教难时期”或“殉道者时期”（像埃及十大灾难一样，教难也有十次）。 （罗马七大殿-右）
 
君士坦丁皇帝（Constantine I）于313年正式承认了基督宗教，是教会脱离多年来的迫害。此举乃一个协约的肇始，使天主教由一个不合法的宗教（religioillicita）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大公（catholica）教会。这新兴宗教得到了特别优待，却迫使古代宗教渐渐退到乡间，异教崇拜因而成为了乡间宗教（异教paganism一词源自拉丁文pagus，即乡村）。罗马帝国推广基督宗教的进程，从324年开始便不断加强，但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妹夫、西罗马帝国皇帝里秦·奥古斯都（Licinius Augustus）执政时，再次掀起了迫害基督徒的浪潮。但当里秦战败后，基督宗教又恢复了其至尊地位。
 
基督信徒团体起初是由全体宗徒一起领导的，其后才出现地方教会的组织。可以肯定的是，在宗徒还健在的时期，存在着两个圣统体制：一个是普世性的，由全体宗徒组成，另一个是地方性的，由宗徒任命的地方教会负责人组成。
 
伯多禄首席权（primacy）是天主所立的，以罗马为圣座。伯多禄的继任者继续履行这神圣职权，作为所有教会合一的标记。西方教会在历史上，曾遇到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也威胁到罗马本身的存亡。这个厦宇林立和街道井然的辉煌城邑（urbs），在灾劫后毁坏殆尽，黯然失色，幸好组成这个城市（civitas）的罗马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本色，这才使罗马没有在历史上湮灭。
 
圣奥思定曾告诫说，只要罗马人民坚定自信，罗马就不会衰落（圣奥思定，《训诲人民》Sermones ad populum），西哥特人亚拉里克（Alaric the Visigoth）在410年劫掠罗马城后，圣奥斯定在他所著的《天主之城》（Civitas Dei）一书中，缕述罗马帝国的遗产。数年后，教宗圣良一世（Leo the Great）奇迹般阻止了匈奴阿提拉（Attila）的大军（452年），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宗徒诞辰》In Natale Apostolorum）中说，罗马曾靠征战而成为“世界首都”（caput mundi）,但它将赖和平而变成“司祭和王者之城”（civitas sacerdotalis et regia）。圣良一世认为，罗马被圣伯多禄和保禄重新建立起来后，进入了其历史的新时代，一个真正的普世、大公时代，而其众多的殉道者正是这时代的最有效护卫。 
 
中世纪时期，由于罗马是圣伯多禄和保禄的殉道之地，因此在两位宗徒的坟墓上，分别兴建了纪念他们的大殿（basilicas）。君士坦丁皇帝时，二位宗徒和其他殉道圣人的陵墓，纷纷成为敬礼和朝圣的中心。 （伯多禄被钉十字架-右）
 
在这些陵墓上，或在它们附近，圣堂和大殿耸立如雨后春笋；基督徒地下墓穴也建起了阶梯和通道；较多人崇敬的地窟也被粉饰一番；纪念圣人的年历也逐渐编纂完成。


从1940—1949年间进行挖掘所得的结果显示，君士坦丁皇帝兴建的圣伯多禄大殿的主祭台，正是建筑在宗徒的坟墓之上。由此可见，当时兴建教堂或碑铭，选址并非偶然或因环境所限而定的，相反地，其地点与所要纪念的事迹常常相吻合。事实上，罗马的所有朝圣地都与宗徒们的事迹息息相关；这些地点有的仍保持原貌，有的则被改建为教堂或大殿。
 
信友向往这些地方，尤其是安葬圣人遗体之所，主要是希望因那些天主的忠仆们的代祷，而增这信徳，甚至获显奇迹或治愈疾病。为此人们感到要亲身接触这些地方。这种做法使人们联想起福音中患血漏病的妇人：“只要我一摸他的衣服，我就会好了”（玛九21；谷五28）；“她摸了摸他的衣服繸头，她的血漏就立刻止住了”（路八44）。
 
但是，罗马不但令人想起许多信仰的见证，而且更是拥有“天国钥匙”（玛十六19）的圣伯多禄及其继承人的长驻地。因此形成了前往这两位宗徒的陵墓（ad limina Apostolorum）和伯多禄圣座（cathedra Petri）朝圣的习惯。历来人们到这两位宗徒陵墓朝圣时，都会奉上献金（俗称圣伯多禄献仪St Peter’s pence）。这朝圣习惯，受到圣安徳肋修院院长奥思定（Augustine of Sant’Andrea al Celio）和他的四十位修士所推动，而日益蓬勃；他们尤其借着在移居英伦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中展开的传教活动，推展这朝圣的习惯。 （石棺-右）
 
教宗额我略二世（Gregory II）于719年派遣圣波尼法爵（St Boniface）到日耳曼（Germania）传教，因他的努力日耳曼民族皈依了基督宗教，朝圣活动也因而活跃起来。圣波尼法爵完成了向异教徒传福音后，便专心致力净化和加强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他趁着743年召开的第一届东法兰克（Eastern Franks）主教会议的机会，倡导向教宗宣誓效忠的仪式，他深信与罗马教会的紧密合一，是地方教会兴旺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教宗与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的联盟，以及与拜占庭（Byzantine）帝国的决裂，使罗马重新恢复其世界首都的角色。 
 
九世纪时出现了一种忏悔制度，规定犯了某些罪过的人，必须先以朝圣作补赎，才能获得罪赦，而罗马便成为忏悔者朝圣的优先目的地。沿着这朝圣之路，许多协助朝圣者和病人的修道院和医院便应运而生。 （伯多禄宝座-右）
 
罗马朝圣史的重大转折点，要算1300年教宗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所宣布的禧年大典（下图-右），这是一项顺应民意的牧灵措施，因为当时人们已无法再前往巴勒斯坦（Palestine）圣地朝圣。

禧年的周期是波尼法爵八世制定的，每一百年一次。后来由本笃十二世(Benedict XII)缩减至每五十年一次，及至教宗保禄二世（Paul II 1464—71）再进一步制定其周期为每二十五年一次。
 
起初禧年朝圣地点只有两个：圣伯多禄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陵墓和纪念所。后来乌尔班六世（Urban VI）于1350年加入了罗马的主教坐堂——拉特朗大殿（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波尼法爵九世（Boniface IX）在1390年的圣年，又加入了西方教会的第一个圣母朝圣地—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 
 
自1500年的禧年开始，在以上的四座大殿，即所谓“罗马四大圣殿”（Patriarchal basilicas），均由教宗的代表主持禧年庆典，礼仪与教宗在圣伯多禄大殿所举行的一样，并同时进行。 
 
后来，在十六世纪后半页，经圣斐理伯·奈利（Philip Neri）的倡导，兴起了参拜七大殿的习惯：即圣伯多禄大殿（San Pietro），圣保禄大殿（San Paolo），圣母大殿（Santa Maria Maggiore），拉特朗大殿（San Giovanni in Laterano），圣十字大殿（Santa Croce in Gerusalemme ）,圣老楞佐大殿（San Lorenzo），圣塞巴斯弟盎大殿（San Sebastiano）。 
 
对于罗马居民来说，参拜四大圣殿的善工，应连续或间隔地做满30天，但外来的朝圣者，则可减至15天。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在1900年，将罗马居民的朝圣时间缩短到20天，而非罗马居民则减至10天。庇护十一世（Pius XI）在1933的圣年，把罗马居民和非罗马居民的朝圣时间一律缩减至三天，甚至可以在一天内完成整个朝圣行程。
 
至于1950年的圣年，庇护十二世（Pius XII）规定只须到四大圣殿朝圣一次，并取消了时间限制。此外，还规定了为得大赦必须真心悔改，并妥当告明自己的罪过，最好也诵念悔罪的圣咏、天主经和信经。
 
禧年庆典的仪式，是在1499年12月24日的禧年开幕上制定的。该次禧年还确立了梵蒂冈的圣伯多禄大殿，超越拉特朗大殿，获得至尊的地位。这庆典的主要仪式，就是拆毁封闭圣门的砖墙。圣门令人想起耶路撒冷的正义之门；耶路撒冷是天国的象征；借着大赦的力量让我们进入天国。圣门也令人想起圣伯多禄：他把守着天堂的门，并于地狱的门对抗，不让阴间的门战胜教会（玛十六18—19）。教宗以搥罄击砖墙的仪式，旨在重演梅瑟在荒漠中击石出水，解除人民的饥渴，这水正是洗礼的水和生命之泉的象征。 （圣门-下）
 
禧年庆典是一项忏悔行动，亦是浩瀚无边的宽恕，它使罗马成为精神重生的地点，成为基督宗教的真正中心。正为了这缘故，从玛尔定五世（Martin V 1417—31，Roman Otto Colonna）开始，历届教宗都致力改善罗马的市容，把这个西方的太阳之城（Heliopolis），改变为光耀的海星：以圣母大殿为中心，修筑了五条大道，形成一个五角形的海星（象征着海星圣母Maris Stella），并使它与庇护路（via Pia）和斐理斯路（via Felice）形成的十字相接。这海星，也意味着罗马是一座圣城（Roma Sancta），把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福传行动，像光线般照射到全球各地，而伯多禄和保禄两位宗徒就是这教会的栋梁。 
 
1450的圣年结束后，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曾设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基督化罗马城：使来自各地的朝圣民众，在此度过美妙无比的时日。 
 
十六世纪的教宗们实施了一项非凡的城市建设计划，致力把罗马建成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历届教宗都专注于使罗马城焕然一新：从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到儒略二世（Julius II），从良十世（Leo X）到保禄三世（Paul III），从庇护四世（Pius IV）到额我略十三世（Gregory XIII），直至西斯笃五世（Sixtus V1585—90）为止，这些教会的天才把罗马建成为欧洲第一座现代城市，一方面使它披上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城市规模，另方面又使它展现出巴罗克（baroque）的城市风貌。


圣徒的同胞（弗二19）
IVES SANCTORUM

属灵信息

“每一个禧年都是天主在教会历史上的安排。二千大禧年也不例外（……）。我们应以信德的眼光来回顾这个世纪，不但要找出人类历史的事实，且更要找出天主对人类历史的关照”（《第三个千年将临之际》宗座文告Tertio Millennio Adveniente,17）。

罗马由于本身的特殊历史，最能说明天主对世事的照顾。罗马是伯多禄和保禄宗徒殉道之地，见证了基督徒锲而不舍的福音。它又是教宗—基督在世代表的及普世教会“永久而有形可见的合一基础”——的长驻地（《教会宪章》Lumen gentium,25）。

来罗马朝圣正好让我们体会一下，教会如何是全人类的“救恩圣事”（《教会宪章》LG，48）。事实上，罗马教会肩负着一项特殊使命，要以爱德领到各地教会，以体现教会在福传和促进人类福祉，以及在团结和分享资源等使命上合作。它还有许多比比皆是的圣德事例，使生命充满意义。

来罗马朝圣，令人体验到今时和昔日的基督信仰，纪念古今的宗徒与殉道者。

罗马好比一座圣所，标志着基督“活石”（伯前二4），提醒每一个朝圣者：做基督信徒乃天主的恩典。这恩典揭示一项美妙的真理：我们“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弗二19）。

“一面聆听天主的圣言，一面参与弥撒圣祭，我们亦步亦趋走向天上的耶路撒冷，人间的圣所不过是这天上教会具体可见的标志”（《二千大禧年朝圣》TM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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